梁家辉今年68岁，普通话讲得不好，但已经演了40多年的戏，差不多160部电影。8月8日上午，在北京798文化产业园的舞台上，他回忆起1982年第一次来北京拍摄《火烧圆明园》和《垂帘听政》的经历。那时24岁的他剃了光头、穿上龙袍线上股票配资，走进故宫，意识到一方水土如何养育一个人物。谈及40多年的演员生涯，这位演过160多个角色的演员一度落泪。
随后登台的编剧、导演、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张冀表示，自己刚刚见证了一位伟大演员的泪水。他也回忆起自己的观影经历：儿时搬着小板凳看露天电影，1987年嘈杂的《芙蓉镇》放映场，以及20世纪90年代在电影院废墟上建起来的卡拉OK和娱乐城。银幕会熄灭，电影院会消失，但一代电影人对电影的感情却在这些变化中成长。
目前，2026年暑期档已进入后半程。截至8月9日午间，档期票房（含预售）突破84亿元。从7月上旬累计票房约20亿元，到下旬跨过60亿元，市场在《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等影片带动下明显升温。热度回来了，观众的时间依然宝贵。一部电影要从短视频、微短剧、游戏和流媒体手中吸引两个小时并不容易。
当天，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北京电影论坛在北京举行。丁亚平、梁家辉、张冀、大鹏、李挺伟、于超、王彦桐和电影博主“董电影”等来自创作、表演、投资、影院经营和互联网传播领域的嘉宾齐聚一堂，分享电影怎样塑造自己，也谈论电影如何重新找到观众。论坛还发布了回顾中国电影创作与产业生态20年变化的研究成果。那些动情的回忆背后，始终追着同一个现实问题：当观众越来越难被带回电影院，电影人为什么仍然相信电影？
梁家辉把电影比作一张地图。语言、饮食、气候、历史和人情世故，构成地图上的坐标，也决定一个人物如何说话、行动和生活。拍摄《新龙门客栈》《东邪西毒》时，敦煌的风沙和榆林红石峡的地貌，进入了他的表演记忆。“我先把人物放回他的土地里，再去演他。”为出演《黑金》中的周朝先，梁家辉曾写下近十万字人物小传，追问这个人从哪里来、为什么在这里、又要去哪里。这个方法他用了40多年，带着它进入160多种人生。
张冀对电影的信念，来自一次次散场。1998年，他在北京华星影院看《甜蜜蜜》，后来与导演陈可辛合作了十多年；2002年，《英雄》上映，观众又在这家影院门口排起长队。成为编剧后，张冀在北京一家商场偶遇一名即将失败的创业者。对方告诉他，自己决定创业是因为看了《中国合伙人》。张冀没有表明编剧身份，当时甚至无法判断电影究竟帮了这个人还是害了他。多年后再回头看，他更愿意记住电影曾经给予一个人改变生活的勇气。
电影导演大鹏没有回避自己的第一部电影《煎饼侠》曾遭遇尖锐批评。电影票房不错，评价的声音也很响，“响亮到我现在都还记得”。他认为，观众评价你说明他们还在乎你，没有放弃，因为真正的放弃是沉默。他把批评视为观众给予创作者的“另一种深情”。早期他会逐条查看评论，观众觉得哪里不好笑，他就尝试改；观众看懂了哪个梗，他就知道还能继续往那个方向走。
到了《长安的荔枝》路演，一些观众告诉他：“我们都是荔枝使，我们都有自己的荔枝要送。”这让大鹏重新掂量一张电影票的分量。“每一张电影票的背后，都是一个人两个小时的生活。他们攒了很久的期待才愿意把自己的时间交给我们的故事，这是多大的信任，而这种信任不应该被辜负。”
中国电影曾经用20多年时间回答“银幕够不够”的问题。国家电影局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电影票房达到518.32亿元，城市院线观影人次为12.38亿；全年净增银幕2219块，银幕总数达到93187块。银幕仍在增加，影院的课题已经改变。论坛发布的《跨越20年：中国电影产业生态演进》提到，疫情以后，短视频分流、年轻观众流失等问题逐渐显现，放映端开始从规模竞赛转向存量经营。分线发行、长线点映和精品小成本影片也在寻找各自的市场空间。
首都电影院副总经理于超完整经历了这段变化。1999年他进入电影行业，见证了从胶片放映机到数字3D、激光、4D和巨幕，从人工售票到网络购票的变化。这些年，首都电影院尝试过电影党课、光影课堂、文化活动和衍生品开发。放到全国，影院还在做主题影展、沉浸式体验、影迷见面会以及多功能空间改造。这些行动有的见效了，确实给影院带来了客流，有的还在摸索。
问题正在从“去哪里看电影”变成“为什么要去电影院”。大银幕、激光放映和沉浸声场依旧重要，却很难单独构成答案。年轻人约会、家庭周末出游、影迷参加映后交流，各自需要不同的进门理由。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电影全产业链产值达到8172.59亿元，其中观影带动的餐饮、交通、零售、IP衍生品、取景地和主题乐园旅游等产值达到3390.95亿元。8000多亿元勾勒出电影票房之外的生意，而所有生意仍要从一个能够吸引观众出门的故事开始。
短视频在论坛上拥有双重身份。研究报告将短视频和微短剧视为分流影院观众的重要力量，但进入电影宣传和口碑传播环节，短视频平台又获得了过去很少拥有的分量。论坛八位分享嘉宾之一“董电影”，是一位拥有千万粉丝的电影博主。2018年大学毕业后，他在手机上看到一段集合十几部电影高燃镜头的视频，由此决定开设账号。此后，他制作了约200期《中国电影的魅力》，逐渐成为主创和观众之间的“中间人”。
每逢新片上映，粉丝会在后台问他：“这个电影能不能看？好不好看？”观众可能因为一条几分钟的视频认识一部电影，也可能在看完切片、解说和评论后，失去走进影院的兴趣。电影担心短视频拿走观众，也需要它帮助新片抵达观众。“我发现中国观众对中国电影的情感从来没有变淡过，只是他们不再轻易相信了。”董电影说，“信任建立起来可能需要几十年，但失去只需要一两部作品。”
AI带来的情绪同样复杂。紫荆影业（深圳）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挺伟认为，AI可以降低创作门槛，电影将进入“超级创作者时代”。技术能够缩短部分制作流程，让过去只有大团队才能完成的画面进入更多创作者手中。创作门槛下降以后，谁拥有模型和算力，版权怎样确认，哪些岗位会被改变，低成本作品能否获得发行和放映空间，电影行业仍需给出更具体的答案。
短视频与AI都在重新划分电影的边界。前者改变观众认识、评价和传播一部电影的方式线上股票配资，后者开始进入制作流程。电影一面受到新媒介的挤压，一面又将它们变成新的生产和传播工具。梁家辉相信电影能够跨越地域和语言，张冀相信电影会给人继续生活的勇气，大鹏相信观众的批评仍含有期待。而观众还愿意批评，电影和他之间，就还有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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