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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初夏的一个傍晚正规配资十大排名，延河岸边的风带着泥土与青草的味道。毛泽东同诗人肖三并肩而行，暮色里忽然低声道：“秋白要是还在，陕北的文化工作得省多少力气！”句子轻，却压得人心口发闷。陪伴多年的同志，只留下文字和回忆，这是毛泽东当时最深切的痛。
把时间拨回到十六年前。1923年6月，广州。党的三大开幕那天，二十九岁的毛泽东第一次见到戴着圆框眼镜、腰间总别着钢笔的瞿秋白。两人议论起“农民能否成为革命的主力”，一拍即合。会后，他们常在东园的梧桐树下交换笔记，彼此欣赏的种子，就在那时悄悄发了芽。
数年动荡，中国革命跌宕不休。1927年春，毛泽东从湘潭、醴陵一线跋山涉水带回《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有人嫌他“过激”，准备大量删改。瞿秋白翻完手稿，当场合上本子，抬头只说一句：“一字不删，原样刊发！”随后，他亲笔写了篇序言，把毛泽东的农民路线推到了中央视野。有人讽刺，说会惹火烧身。瞿秋白耸肩：“革命哪有不冒烟火？”他敢担责，也乐得和这位来自湖南的同龄人并肩而立。
时间进入1934年2月，瑞金的冬夜清冷。此刻的瞿秋白，瘦削的身躯裹在灰棉袄中，咳嗽声不时溅出血丝。他被任命为中央政府教育人民委员——听上去体面，却掩不住连日整风会上的冷眼。自“左”倾路线占上风后，一张无形的网悄然收紧，他和毛泽东成了“另路思考者”，处处被掣肘。
进入10月，大敌压境，中央主力决定战略转移。红都瑞金灯火未息，博古、李德与中革军委一干人正忙着拟定撤离名单。谁跟队伍北上，谁留下掩护，几笔一勾，便是生死。李维汉后来回忆：博古拍拍桌面，说自己负全责。听起来干脆，却也冰凉。
毛泽东此时刚从重病堑里挣扎出来，白面无须，脚下仍虚浮。初稿名单里，他被列入留守。周恩来与张闻天连夜据理力争，才把他调入行将成立的“红星纵队”。消息传到毛泽东耳中，他先是沉默，紧接着问：“秋白呢？”周恩来微微摇头，双手摊开——瞿秋白被列在“原地坚持”一栏。
那晚的油灯烛芯烧焦。毛泽东绕屋踱步，忽而停住：“不妥，秋白身体差，目标大，得带走！”第二天清晨，他顶着雾气找博古与李德。话音刚落，李德放下手里的地图：“这是党内正式决议，不能改！”语调不激，却像铅块坠地，不容回旋。
从总部出来，毛泽东心口堵得慌。他径直走向几百米外的红军医院，一推门，瞿秋白正伏案翻译《文学论》。见他进来，瞿秋白笑着抬头：“灯花开，贵人来。”玩笑过后，两人并肩坐在木板床沿。毛泽东叹了口气，低声嘱咐：“形势凶险，能避就避。”瞿秋白摆手：“润之，革命哪能只算自己？再说，留守也要有人担。”短短数语，室内的医用煤油灯摇出长影，仿佛在为即将分开的道路悄悄告别。
半个月后，中央红军踏上漫漫长征。红土地的夜，枪声远去，山林又恢复寂静。留在苏区的干部不到千人，其中瞿秋白的咳嗽愈演愈烈。到1935年初，项英与陈毅只得安排他经福建去香港，再转上海治病。护送队伍六十多人，一路辗转。2月24日拂晓，长汀小径村枪声骤起，邓子恢指挥突围。瞿秋白实在跑不动了，抓住邓子恢的袖子：“快走，你还肩负任务。”邓子恢红了眼眶，却不得不撤。山雾散尽，灌木间传来粗暴的呵斥，瞿秋白被地方反动武装逮住，手稿散落泥地。
关押期间，敌人反复诱降，他淡然答：“要谈文学可以，多说一句投降的话没有。”在写给友人的小纸片上，他仍坚持“农村包围城市”的判断，语言平实，棱角分明。6月18日，闽西雨势转急，他从容步向刑场，白衬衣领口无一丝褶皱，年仅三十六岁。
陕北的无线电里，秋讯传来已是冬日。毛泽东放下耳机，长久无言。同年晚些时候，他整理完《长征》诗稿，在“红军不怕远征难”的尾声停顿良久，又加了一行小字，只写“怀秋白”。
有人或许疑惑，当年李德拒绝改动决议，是否失之偏颇？放在当时，他坚持纪律，无可厚非。但不得不说，“决议”之外，还存在另一种风险评估。瞿秋白如果随主力北上，即便路险，也有数万人掩护；留在原地，几乎是孤岛。历史没有假设，但从结果看，毛泽东的担忧并非杞人。
细读瞿秋白狱中的自述，他对农民问题、对革命文化的思考，依旧锋利。试想一下，如果他能抵陕北，延安文教战线会出现怎样的气象？这种遗憾，非后人凭空感怀，而是毛泽东在延河夜色中的一声叹息。无论怎样，瞿秋白留下的译著、文章与坚持，已成为红色文化的一块基石，这块基石立得早，也立得坚。
长征继续北上正规配资十大排名，雪山、草地一个个在脚下翻过去。队伍里偶有人提起“瑞金的秋白同志”，毛泽东只是点头，脚步不曾停。战争年代，一封信、一个名字，常要用整整一生去等待回音。对瞿秋白，他再也等不到，但那份情义却留在众多回忆录、文集序言里。几年后，《瞿秋白文集》刻板付印，毛泽东挥毫写下那段题词——不仅是怀念，更是一种肯定：理想与文字，可越过血与火，活得长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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