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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所遇到的王洪文，在猛烈批判他人所持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和等级观念之际，却对自己所追求的目标毫不避讳正规配资平台app，展现得淋漓尽致。
毛泽东与徐景贤
在此，我想先谈谈我所结识的王洪文。我与他的相识源于上海那段文革动乱的岁月，确切的日子是1966年12月18日。初识王洪文时，他给我的印象是一个退伍军人的形象。他偏爱身着军装，当时正值冬季，他那件棉质的绿军装已被磨损得泛白，头戴一顶翻边的海虎绒帽子，胸前别着一枚毛泽东像章。
他发音纯正，带着浓厚的东北腔调，尽管上海话略显生疏，偶尔能够熟练地冒出几句，但日常交流仍以东北话为主，那特有的鼻音更是为其增添了几分特色。他自述是吉林省长春市郊区的原住民，1935年出生，比我小两岁。他的童年充满艰辛，不仅要耕种土地，还要负责放养牲畜，东北的猪群和马儿都需要人驱赶，才能自由觅食。他的小学教育并未圆满完成，因此文化程度并不算高。
自幼，他在吉林这片土地上漂泊不定。他曾回忆道，在解放前的那段东北岁月，时常看到所谓的“老毛子”——那是东北人对苏联人的俗称——他们来到饺子摊前，因手头无合适的容器，便摘下帽子，恳请店家将饺子倒入其中。而我们，只能在一旁静静地旁观。1951年4月，十六岁的王洪文踏入了东北，投身于军旅生涯。他常常言明，他与大家，尤其是与您徐老，并非同一条道路上的人。
那日，他醉意朦胧，紧紧握住我的手，声音中带着一丝哽咽：“老徐啊，你可能未曾察觉，然而在我心底，始终存在一种难以名状的隔阂。我曾放牧猪群，也曾驱赶牛群，而你，却是知识分子。”他的话语，宛如酒后的肺腑之言，揭示了他内心深处那份难以掩饰的自我认知，他总觉得我们并非同途之人。
王洪文自入伍以来，便在浙江湖州二十七军军部担任通讯员。由此，他与当时的二十七军军长、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尤太忠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尤太忠总是亲切地以“小王”称呼他。在随军前往朝鲜参加抗美援朝的征程中，他最初担任警卫员，后来又转任通讯员。王洪文胆识非凡，他曾自豪地回忆，在担任通讯员期间，他常常需在炮火纷飞的前线穿梭送信。面对疲惫，他机智地利用两名牺牲战士的遗体作为垫背，稍作休息，喘息片刻后，再继续前行。
在抗美援朝的烽火中，他英勇作战，功勋卓著，按理应当得到晋升的机遇。然而，战火硝烟散去，他并未在军衔上有所提升。回到祖国后，部队组建了军乐队，他毫不犹豫地递交了加入申请，并如愿以偿。我好奇地询问他打算担任何种乐职，他微笑着回答，自己将吹奏黑管。尽管我详读了关于王洪文的所有传记，却未曾发现这一细节。我又问及他吹奏黑管的技术如何，他坦诚地表示自己对乐谱并非精通，只是随性吹奏。此外，他还幽默地提及，在部队时，自己总是随意抛掷船帽，显得有些懒散。
在军乐队中，他荣膺副排级荣誉，此后便从黑管演奏的岗位卸任，告别了军旅生涯。服役期间，他光荣地加入了党的组织。鉴于晋升空间有限，他决定退役，继而投身国棉十七厂，成为一名保全工。他曾向我娓娓道来，那时的人们都亲切地称呼他们为“小加油”，这源于他们负责在众多纺车上进行加油维护的工作。
每当我重返工厂，总会携六瓶啤酒同行，左右腋下各紧夹两瓶，手中再紧握两瓶。搭乘从外滩出发的六路有轨电车，我在享受旅途的愉悦同时，畅饮啤酒。电车沿着轨道“哐当哐当”地驶至杨树浦，六瓶啤酒亦随之告罄。他的这一饮酒习性似乎与日后所面临的酗酒问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当时，一位青年工人在工厂的宿舍中度过他的时光，周末对他而言总是充满了单调与乏味。王洪文的工资在工厂中始终处于低位，直到他被调至保卫科工作，这才稍有改善。即便是在文化大革命的风云变幻中，他的月收入也不过是区区的六十八元。他花钱从不吝啬，既无储蓄，也无房产，这使得他在寻觅伴侣的道路上显得颇为艰难。
临近1950年代尾声，王洪文与崔根娣相遇。崔根娣在上棉十七厂的托儿所担任保育员，尽管是临时工，但她的家庭条件相较于王洪文，无疑要优越许多。自小，她就被一对慈爱的老工人夫妇收养，他们居住在定海路桥附近的一间不足十平方米的简朴平房内。王洪文对崔根娣的条件十分满意，经过不懈追求，终于赢得了她的心，两人携手走进了婚姻的殿堂。婚后，他们共同孕育了一女二子。
文革初起，王洪文即在工厂墙壁上贴出批判四清工作队及党委的大字报，很快便崭露锋芒，成为上海地区早期造反派的代表人物。在与他的接触中，我发现他虽激烈指责他人的资产阶级生活和等级观念，实则内心对此颇为向往。起初，他身着陈旧的棉军服，但一旦掌权，便开始讲究排场，频繁更换崭新的军服，这些军服皆源自军队。他甚至向部队索要了牛皮皮鞋与大衣，并特意挑选那些口袋配有盖子、能彰显干部身份的长大衣，披挂于身。
最初，他定居于康平路的公寓大厦，该建筑群由三栋四层高的公寓楼组成，每栋楼设有两套住宅单元，一套作为办公室，另一套则作为住宅。这套住宅拥有两间卧室和两间客厅，昔日曾是市委常委的住所。
入住公寓之际，王洪文的眼中映入一幅景致：前方一排造型典雅的二层花园洋房，各具一格。每一座洋房都配有独立的庭院，庭中种满了各种果树，设计别具匠心。往昔，这里曾是柯庆施、陈丕显、曹荻秋、张春桥等众多名流的居所。马天水、王少庸等亦曾在此安家。王洪文心中涌起一股激动之情，深感自己地位的显著提升，于是便搬至前方的小洋房中安顿下来。
定居于这座小洋房后，他的心并未因此满足，遂又增购了两套房产。身为中央副主席，他在上海的房产虽然数量不多，且居住时间寥寥，然而他依旧觉得自己的住所不够气派，于是再度搬家，入住了一栋独立的三层楼洋房。这栋洋房装饰考究，位于康平路大院的一角，独享荣昌路的入口。洋房的二楼藏有一间隐蔽的房间，外观如同一面普通的穿衣镜，却隐藏着一条秘密通道。通道的尽头，藏有几间密室。这一切无不昭示着，随着地位的不断攀升，他对物质生活的追求愈发强烈。
1975年，他毅然决然地放弃了康平路院落内那座宽敞的洋房，重返上海，定居于东湖路七号，即现今东湖路与淮海路交汇处的转角处，那里有一座大型的院落，院中配备了游泳池和网球场。不久之后，他委托市委招待处起草了一份报告，建议将东湖电影院纳入其个人专用范围。当时，我认为这一请求过于奢侈，一方面，毛主席倡导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他却频繁扩大个人资产阶级法权。我以东湖电影院历史悠久，是上海解放前所建为由，向马天水表达了我的担忧，认为将其划入个人范畴是否妥当。我的意见最终导致了此事的搁置。
王洪文对汽车情有独钟，他在上海私藏了六辆爱车，其中还包括为其专属配备的车辆。其中一辆是豪华的三排座大红旗，车内配备了先进的恒温系统，驾驶座与后座之间设有可升降的玻璃隔离，既有效保障了隔音效果，又能根据需要灵活调整视线。另一辆则是日常出行时使用的德国奔驰。而上海牌桥车则用于下基层时以彰显形象。伏特加和北京吉普则是他在处理信件、运输物品以及偶尔狩猎时的得力助手。此外，他还特别定制了一辆防弹轿车，其玻璃厚度达到数英寸，车身采用防爆钢板，重量颇为惊人。他曾将该车带到靶场进行测试，经机枪、步枪射击以及手榴弹轰炸，均未能击穿。每次前往北京，他都会将这辆防弹车停放在车库中，从北京返回上海后再次投入使用。
在上海，王洪文亦对酒情有独钟。当时地方风气较为严谨，即便是身处宾馆，饮酒亦需自行付费。面对这样的环境，他常会前往军营，与军长、师长、副司令等高级将领畅饮。今日与这位将领把酒言欢，明日又与那位将领共度良宵，屡次沉醉于酒香之中。
自林彪事件之后，王洪文被委以重任，执掌上海警备区的要职，前往杭州处理相关事宜，其气焰愈发嚣张。那时，他沉溺于各式宴席的簇拥之中，酒量日渐增长，饮酒作乐无度。我曾与王秀珍一同前往杭州探望他，只见他每日四餐都以茅台相伴，早餐与夜宵亦不例外。酒醉时，言语不清，醉态可掬。待其酒醒，便热衷于外出狩猎。当时，写作组的王知常随他前往杭州，协助整理项目资料，历时两个月。目睹王洪文这般行径，心中不禁积聚了怨气。私下里，他挥毫泼墨，赋诗一首以抒发胸臆。
上海都督西湖游，
下马且饮洗尘酒。
高宾良朋欢腾座，
挥拳舞觥夜作昼。
深山猎兔驱快车，
大江射雁泛轻舟。
胡涂官司君休问，
上车莫忘鸡和狗。
“绝无可能。若他意图在此分毫占先，那不过是痴心妄想。”
1972年，王洪文受命自上海调至中央机关履职。最初，并未赋予他核心领导的重任，而是委以周恩来重任，对其加以培养和考察。
王洪文重返上海，其目的在于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并为即将举行的党的十大做好充分筹备工作。一踏入市委康平路的办公室，他便急切地渴望与市委写作组负责人朱永嘉取得会面。
王洪文忆起，在京城的那些日子里，毛主席曾特地叮嘱他深入研读《后汉书》中的《刘盆子传》。鉴于这部古文辞深奥，理解起来颇为吃力，他遂特地邀请朱永嘉对之进行详尽的解说。
毛泽东对《后汉书》与《三国志》研读无数，可谓烂熟于心。他曾言，西汉时期的高祖、文帝、景帝、武帝、昭帝诸帝，其事迹颇具趣味；而东汉唯有光武帝的传记值得一读。毛泽东也曾多次叮嘱其秘书等人，特别推荐阅读《后汉书》与《三国志》中的《党锢传》、《曹操传》、《郭嘉传》、《程昱传》、《贾诩传》、《刘晔传》、《夏侯渊传》、《田畴传》以及《董卓传》，唯独未曾提及《刘盆子传》。此次，毛泽东是单独对王洪文下达了这一阅读指导。
朱永嘉将此事告知于我，我立刻领会到：毛泽东一贯倡导“古为今用”的读书理念，而他如今让王洪文研读《刘盆子传》，其中必然蕴含着深刻的寓意。为了深入挖掘其内涵，我即刻要求朱永嘉迅速寻得《后汉书》以便研读。
刘盆子是谁？
《刘盆子传》中记载：“刘盆子，出自泰山脚下的式县，是城阳景王刘章的子孙。”式县位于泰山之侧，与泰安城毗邻。景王刘章，乃汉高祖刘邦的孙子，而刘盆子继承了他的血脉，虽然沾染了皇家血脉，但依旧属于刘氏宗族的一员。然而，在那个时代，他的社会地位极为卑微，仅是一名牧牛的童子，世人便以“牧牛童子”称呼他。
王莽篡汉之际，赤眉军起义席卷全国。琅琊籍的樊崇在莒县发起反抗，率军西进，直指长安城。有智士向樊崇献言：“将军统帅百万义军，西征帝都，尚无尊称……若能拥立刘氏后裔为王，秉持正义讨伐，凭借此举发布号令，谁敢不服从？”樊崇采纳了这策略，遂决定搜寻一位刘姓宗室登基称帝，以正名分，号令天下。
往昔，景王刘章的后代在赤眉起义军中集结了七十多位勇士，其中刘盆子、刘茂、刘孝三人因皇族血统相近而备受瞩目。关于皇位继承的问题，赤眉军的领袖樊崇与将领们商议后，灵感突发，决定用一种独特的方式决定人选。他们选取了三片小木片，其中一片上刻有“上将军”三字，象征着尊贵的称号，而另外两片则没有文字。这三片木片被放入一个方形竹筒中，通过“摸彩”的方式，来决定谁将成为新的皇帝。
谋定而后动，赤眉起义军在陕西华县郑北之地搭建起一座高台，在此举行了隆重的庆典。樊崇召集了军中高级将领，他们齐聚台阶之下，命令刘盆子等三位将领依次登上台前，依照年岁顺序，从竹筒中抽取“符签”。年纪最轻的“牧牛童子”刘盆子，因年岁最幼，在抽签之时，竟意外抽到了标注“上将军”字样的木签，从而意外地登上了帝位。众将领纷纷向他行跪拜之礼，尊他为君主。当时年仅十五岁的刘盆子，虽身处帝位，却依旧保持着往日的习性，常常与一群孩童在郊野间嬉戏玩耍……
王洪文的生平在诸多方面与刘盆子不无相似。他早年便曾在吉林东北的广阔田野间牧牛养猪，从事农耕劳作。追溯至1968年国庆佳节，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亲切接见了他，王洪文便向领袖汇报了自己的这段过往。毛泽东亦曾多次向他人提及王洪文，赞誉他曾是农夫，服役于军，投身工业，而后又步入干部行列。
毛泽东特地选取了《后汉书》中关于放牛娃刘盆子的传记，特此推荐给其阅读，意在告诫他，凭借刘盆子的资历、能力及社会地位，是无法成就的，他之所以能够“摸彩”获得皇位，全赖刘氏宗室的庇护；而你，王洪文，资历尚浅。你应当自知之明。若不勤于学习，不思进取，最终难免步刘盆子后尘，即便身处显赫高位，仍旧不思进取，整日与一群“牧儿”嬉戏，最终难免落得失败的结局。
毛泽东当时对王洪文充满期待，然而内心亦存忧虑：回顾我党历史，曾有过工人出身者被选为高级党内职务的先例，但结果不尽如人意。王洪文能否担此重任？是否会步向忠发之后尘？毛泽东对此颇为关切，特意嘱咐王洪文研读《刘盆子传》，此举显然意在传达他的担忧与忧虑。
王洪文特地邀请朱永嘉于次日携带《后汉书》至康平路大院，意图对其详尽解读《刘盆子传》。朱永嘉在接到邀请后，于写作组办公室再次对该篇文献进行了细致研读。阅读结束后，他激动地拍案而起，面向坐在身旁的市委写作组的几位领导核心表示：“其意甚明，毛主席这是在警示王洪文，切勿重蹈刘盆子的覆辙！”
随后，朱永嘉急匆匆地来到康平路上的我的办公室，与我商讨对《刘盆子传》的解读。我向他建议，应专注于古文的翻译，不宜夹杂个人评论。除了将《刘盆子传》以白话文的形式进行深入阐释外，无需再阐述其他观点。
次日，朱永嘉在王洪文的办公室内，一字一句地剖析《刘盆子传》。王洪文则侧耳细听，神情专注。在闲暇之际，他更是亲自研读《后汉书》，长时间沉浸在浩瀚的史海之中。一番聆听与研读之后，王洪文陷入了深思，良久不言。
王洪文性格机敏，政治洞察力敏锐。仅听了一遍翻译成白话的《刘盆子传》，他便洞悉了毛泽东让他阅读这篇文章的深意。然而，他也是个深藏不露之人。在朱永嘉面前，他始终保持沉着冷静。读完《后汉书·刘盆子传》后，他并未发表任何读后感，而是巧妙地将话题引向别处，讨论了一些其他话题，从而使得这次读书活动草草收场。
王洪文此后的一系列举动正规配资平台app，昭示了他不可避免走向覆灭的结局。毛泽东曾命王洪文研读《刘盆子传》，然而王洪文终未能深刻领悟其意。毛泽东的忧虑并非无的放矢：王洪文终成了一位“刘盆子”的翻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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