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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夏天，32岁的杨宁第一次见到从砖厂做苦工被寻回的父亲杨忠奎时，发现父亲眼里闪过一瞬间的光。
“还活着就是好事！”杨宁以为这是时隔17年后父亲还认识自己的讯号。随后，杨忠奎跟随杨宁回到云南省寻甸县的老家。
像杨忠奎这样“从砖厂回来的人”，是长期受困的流动弱势群体。他们壮年时为生计外出打工，不久便和家人失联，在流浪过程中被砖厂工头带走，被迫在高强度流水线上做苦力。当被警方发现解救时，往往因长时间超负荷劳动，已伴有不同程度的智力残疾和永久性身体伤害。
2019年冬天，记者曾辗转云南多地，查证核实当地多家砖厂雇佣并控制残障人士劳动。六年后的夏天，在社会公益人士和热心群众的举报下，此类蒙着“公益收留”面纱的非法用工链条再度被曝光。
此类现象为何屡禁不止？利益输送链条该如何斩断？这些受害者被解救后，未来的生活又该由谁来托举？国务院办公厅2025年6月印发的《促进残疾人就业三年行动方案（2025—2027年）》明确规定：各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加大监管力度，依法依规纠治侵害残疾人就业权益的行为。发现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劳务派遣机构侵害残疾人就业权益行为的，及时将相关线索移交主管部门并协助查处。
本次报道就残障人士从非法用工地回家后的难题，展开记录和追问。
上官正义探访的一家强迫残障人士做工的砖厂外景。 上官正义供图
污垢嵌进皮肤
去做体检，这是杨忠奎回家后，杨宁决定为父亲做的第一件事。
当医生撩开父亲的袖子和裤管，杨宁发现他的双手已弯曲变形，双腿满是淤紫，还有骨折过的痕迹。从父亲的只言片语中，杨宁拼凑出一些事实：他的双腿经常被工头拿钢管打，还曾经被很多人围殴。
杨忠奎在家中吃饭。 受访者供图
经过砖厂的一轮轮折磨，现年53岁的杨忠奎已基本丧失劳动能力，做不了需要手脚并用的农活，但他依然热衷于扛举家中重物。
“可能是他在砖厂被人逼着搬砖后，形成的习惯。”杨宁猜测。
今年6月18日，杨宁接到河南开封市祥符区警方的电话，被告知杨忠奎可能有线索。随后警方发来一张老年男子在砖厂的照片，杨宁一眼认出那是父亲，“他只是面容变老了，很脏，污垢都嵌进了皮肤……”
杨宁赶紧让在安徽工作、距离父亲更近的弟弟去开封做DNA比对，结果证实那就是他们的父亲。杨宁弟弟把父亲接回云南老家，杨宁早早在火车站等候，杨忠奎一看到他就激动地“咿咿呀呀”喊叫，他认出了大儿子。
从今年6月开始，打拐志愿者上官正义（化名）辗转全国30多家砖厂，解救被强迫无偿劳动的残障工人。他发现在这些砖厂中，藏匿着不少失踪长达二三十年的残障人士，其中不少人的户口都已被注销，家人也以为他们已离世。
9月25日，刘德宏失踪近26年的弟弟刘德军被广西南宁救助站解救，送回位于云南省巧家县小河镇的老家。
当地派出所工作人员是在玉洞高速路口发现刘德军的。警方通过信息比对，初步确认他是小河镇一位失踪人员。通知家属后，身份得以核实，但是家属的第一反应是“不敢相信”。
现在只要家里人追问砖厂的事，杨忠奎就会摇摇头，艰难地表达着：“就是上砖，一直上砖，不给钱……”
六年前，记者在云南砚山县调查时，曾目睹过藏匿了12名残障人员强制做工的砖厂。砖厂建在一个自然村的半山腰，偏僻得像一个不起眼的半拉子工地，红砖高低摞叠，“叮叮咚咚”的作业声响不间断发出……
上官正义今年曾以买砖顾客身份到多家砖厂卧底，故意打听那些动作迟缓工人的具体情况。一家厂内拉砖的师傅告知：“他们都是傻子，所以慢，正常人谁会去干这种事？”
上官正义曾在砖厂里给这些残障人士分烟，想观察他们的自主意识。他们一般会接过烟抽，但不会按照基本社交礼仪向他点头微笑或道谢。根据周边人及涉事工头的描述，来砖厂时，他们仍具备一定行为能力和自主意识，否则工头发布的指令他们也听不懂，无法投入工作。
一位残障人员在砖厂内做工。 上官正义供图
六年前，记者在云南砚山福兴砖厂调查时，附近小卖部老板描述，这些“憨包”大部分刚来的时候挺正常，会洗衣裳，晾被子。她眼睁睁看着他们在一两周内被强迫重体力劳动之后，身上变得脏臭，经常自言自语，随地大小便。有人刚来时还知道名字和家，后来都不知道了。
“我去安平砖厂是6月中旬，室外气温有三十多摄氏度，残障工人在聚热的铁皮屋里劳动，刚烧好的砖还散发着热气，屋内像个蒸笼，超过40摄氏度。屋里装着几个大功率排风机用于降温，却把粉尘全都吹到工人身边……”上官正义描述。
为何大量残障工人会聚集在砖厂而非其他行业？一位业内知情人士表示，这和国内大部分砖厂生产模式的变化有关——现在的砖厂基本实现了半自动化生产，大部分环节不需要人工，但装车环节还需要人力。成品砖从窑里烧制出来，通过传送轨道推出后，要及时装车或运到贮存点。而该环节是在高温和大量粉尘聚集的环境里运作，很难招到工人，工头就控制一批残障人士替代。
上官正义探访的一家强迫残障人士做工的砖厂外景。 上官正义供图
和两班倒的砖厂工人不同，这些残障人员没有明确的休息时间。在山西一家砖厂，一位残障工人对上官正义悄悄说：“只要动作一慢，工头就用夹砖的钢夹子戳眉心和脊骨。”
上官正义所见的砖厂残障人员几乎都没有劳动保护。他唯一一次看到残障工人戴着手套，也是已破烂穿孔的，“估计是别人用剩的，他翻个面继续用。”
他曾在一家砖厂里看到工头给他们煮的面条，一大锅黑乎乎的，傍晚再去看，那锅面条已经馊了。
“我亲眼见过公安部门解救出来的残障工人，大多体型极度消瘦，手掌也都变形了。”上官正义说。
神志还算清醒些的人也会反抗。在山西长子县的砖厂，有位轻度智力残疾的工人，向上官正义讲述过自己逃跑的经历：逃跑后很快就被找回来了，还挨了一顿打。“时间长了，就不跑了。”他说。
“收留”的幌子
今年10月上旬，在中部地区一家使用残障工人的工厂内，工厂主吴强（化名）对记者描述，他已将手下的3位残障工人主动转交给政府安置了。这些人都是他近年外出到附近做生意时“捡来的”，还有一位残障工人是自己“跑到家门口的”。
吴强的家距离山脚下有1个多小时的车程，山路崎岖蜿蜒。当记者对这一说法表示质疑时，他改口解释：“他可能是之前被其他工头带到这里的，逃跑时迷路了。”
吴强多次强调自己是收留而非劳役这些工人，让他们做的也仅是力所能及的活儿。他向记者展示了几位残障人员的住所——一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盖起来的砖瓦平房，室内是坑坑洼洼的泥地，几名残障工人分住在两个逼仄的房间。床上堆满他们被政府部门带去安置前，在家中穿的破旧衣服。
残障人员在这位包工头家中睡觉的房间。 杨书源 摄
“你看，下雨天干活，我都给他们准备了雨衣。”吴强说。这几位残障人员住的房屋边上，是吴家近些年盖起来的两层楼房，宽敞明亮，供其他家庭成员居住。
在村口，吴强所在行政村的村委书记也承认，包括吴强在内的数位村民有使用残障工人的情况，但并没有当即上报政府部门。
这种对非法用工行为的“包庇”十分普遍。“盘根错节的关系网络，周围人可能知情不报，甚至通风报信，帮涉事人员掩盖非法用工行为。”上官正义在现场核实情况时，也曾遭到工厂附近村民的围堵盘问。
“这些残障人士，是吃不饱、穿不暖的流浪状态，村里人也是在保证善待他们的情况下，收留这些人的。”前述村干部解释。目前，该村所有外来残障人员均已被政府相关部门接走安置。
“有的村民和这些残障工人也有了一定的感情，之前有一位残障工人被接到社会福利机构安置时，他还哭了，不愿离开。”他描述。
这种观点在网络上也有一定声量。上官正义在举报砖厂的非法用工情况后，常有人在网上攻击他：都是被家人抛弃的流浪汉，没有工头收留他们，这些人就没吃没喝，生存不下去。
每当看到这样的评论，上官正义都义愤填膺：“这些流浪人员，大部分并不是被家人遗弃的，而是因为外出务工等原因，和家人失联的。从目前我参与的解救案例来看，残障工人寻亲成功比例大约在80%左右，很多家庭都没有放弃寻找他们。”
一位尚未找到家人还在当地福利院居住的残障工人。 杨书源 摄
这几年，杨宁试着让当地粉丝数量十多万的本地博主帮忙发布父亲的寻人启事；他也去当地派出所报案登记、录入DNA，还要时不时应对索要数万元“信息费”的假线人。
在杨宁的童年记忆里，父亲杨忠奎一直在家务农，语言表达能力较差，反应有些迟缓，但身边人从未将他和“智力残疾”联系起来。2008年，杨忠奎为了还清家中外债，跟随同乡外出打工，从此家人再也没收到过他的消息。
刘德军今年45岁。村里与他同龄的人回忆，他小时候读书不灵光，一年级留级3次后辍学，但当时也没有人认为他智力残疾。
在21世纪初的中国农村，人们对精神残疾的认知有限。这些被身边人认为“呆呆笨笨”的人也卷入进城务工的大潮，也踏入了潜在的险境。
17年前离家时，杨忠奎还会去家附近的小商店买日用品，但被接回家后，杨宁发现杨忠奎对钱完全失去认知。杨宁教了他许久，收效甚微。这似乎从侧面印证，杨忠奎在砖厂没有接触过劳动报酬。所谓工头“好心收留”的说法显然不成立。
也有人有收入，但与劳动强度极不匹配。刘德军回家后曾向家里人提及：“在厂里干活时，一个月发20块钱的工资。”
今年10月初，记者在中部地区一家乡村福利院内看到倚在大门旁的陈平（化名）。他主动撩起裤管，腿上露出大面积溃烂的伤口，他说是在厂里消毒时，被消毒水泡的。
陈平在展示自己做工时腿上受的伤。 杨书源 摄
工作人员告诉我们，他来福利院前曾被工头带去一家工厂做苦力。问及他来福利院的情况，他说了好几遍：“之前在厂里干活，没给钱！”
尽管认知有限，但大部分进过砖厂的残障工人都会竭力表达一个事实：“没拿到过钱”。
黑中介交易链
如今在社交平台上，中老年残障人员在黑中介、包工头和砖厂老板之间转手的交易链条依旧有迹可循。
11月中下旬，记者在一社交平台上找到一家昆明用工中介机构，该中介经常将劳动力送往各地小工厂，做没有太多技能要求的“小工”。记者询问是否接收智力有缺陷的工人时，客服表示：“先要看看这几个人的视频，确定下他们的残疾程度。”
记者还联系了另一位东北地区的砖厂包工头，他对于招聘智力残疾人士态度谨慎： “我习惯人走账清，但这样的人到了冬天哪儿也去不了，你还得养着他。”但这位工头也表示，身边有不少同行会接收残障工人。
“‘大傻’一般都是工头招工来的，工头负责他们在砖厂内的生活。但砖厂老板也是知情的。他们甚至更想用这种工人：动作慢一点，但是不偷懒，不会卷入厂内工人小团体斗争，不会打架。”六年前，记者在云南调查黑砖厂用工事件时，砖厂附近小卖部老板曾如此描述。
当时另一家砖厂老板也承认“厂里用过‘憨包’”。“去年来了名楚雄包工头，他就是收管理费。憨包都是一位姓张的二包工头带来的。”在这位老板的言语间，砖厂用工环节被多层转包，他只负责每月按包工头上报的工作量发钱，因此“招什么样的工人、工人干活效率如何”和他无关。
今年上半年，上官正义在一些招工网站和论坛上，看到过黑中介“售卖”残障工人的帖子。他们直接在招工评论区、群组内留言：“手里有几个大傻，谁要？”“大傻出租，大傻搬砖……”
在山西吕梁市鑫宇建材砖厂，上官正义配合警方查获一起非法用工案。两名智障人员和一名工头被带走。工头供认，其中一名来自河北邯郸，是他在河南安阳以1万元左右从云南人手里买的；另一名是他2020年从安徽人郭某手里租来的。开始赵某每天支付郭某100元，后赵某将残障工人藏匿，无偿给自己干活。
一位残障人员在砖厂内搬砖。 上官正义供图
随着今年下半年警方对黑砖厂非法用工查处力度加大，网络上这类帖子逐渐式微，但并不意味着这一黑产绝迹。
有的工头在被查后，会拿出预先在残障人员口袋里放的几百元钱辩解：“我用他们是给工资的。”
但无论非法用工以何种“伪善”面目存在，司法程序上的案件定性并不受影响。上官正义亲历的这些案件中，只要公安机关在现场固定了证据，工头或知情的砖厂负责人，基本都会以强迫劳动罪被立案侦查并提起公诉。
虽有法律制裁，但威慑力并不显著——9月中旬，上官正义向湖南冷水江市相关部门举报明桓砖厂工头涉嫌控制残障人员做工，协助公安解救出16名残障人员。后来他发现，这家砖厂已是惯犯，2017年8月就有残障人员在该厂“热死”，砖厂负责人赔偿了家属3.5万元。
“这种买卖成年残障男性的行为，应纳入拐卖人口的范畴，增加工头、工厂主犯罪成本。”上官正义多次公开倡议。
但从目前的司法实践来看，并不容易。“我国1997年刑法有拐卖人口罪的设定，但后来改为了拐卖妇女、儿童罪。立法机关认为拐卖妇女和儿童才是这一犯罪行为的主要形式，这就把已满14周岁的男性被拐卖的可能完全排除在外了。这一群体在刑法保护出现了空白。”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刑法研究专家陈小彪表示。
他进一步解释：工头或者工厂主以暴力控制这些残障人士，主要触犯非法拘禁罪和强迫劳动罪。若在组织劳动时故意使用暴力致人伤残或死亡，还会构成故意伤害罪。但相比拐卖妇女、儿童罪，这些罪名量刑较轻。“拐卖妇女、儿童一般是判3到10年，情节严重就会判10年以上，甚至是10年以上到无期徒刑、死刑，而非法拘禁罪和强迫劳动罪，最高刑期才10年。”
“强迫劳动罪和贩卖人口罪的核心区别之一是获利途径不同。无论残障人员是否由工头花钱获得，工头的主要营利手段还是通过控制他们劳动赚钱，如果是拐卖妇女儿童，人贩直接把人卖出后就脱手了，是一锤子买卖。”从事公益法律服务的残疾人律师辛钧辉分析了此类案件按“拐卖人口”量刑的难点。
上官正义还发现，不少涉案工头或工厂在违法行为败露后，会让残障人员逃往深山，以减轻法律责任。但这些逃散的残障人员很有可能再度被其他工头控制。所以只有帮这些残障人员寻找到亲人或安置在当地社会福利机构，而非流于表面的“排查驱赶”，才能杜绝他们再次流入非法用工市场。
“追讨工资太难”
回家两个多月后，杨忠奎状态好了不少，也能简单表达意愿了。只要杨宁一喊 “爸爸”，他就会从茫然不知状态中“醒来”，迟缓抬头应答。
他跟在儿子身后，形影不离。每次杨宁问他，他就说：“这辈子再也不出去了，你去哪里我就去哪里。”
11月是家里20多亩地收土豆的日子。杨宁带杨忠奎来到田里。他忙着挖土豆、装袋，杨忠奎听不懂指令，也没有力气可使，就在一旁盯着儿子看得出神。他哪怕偶尔捡起已挖出的土豆，在手里攥一会儿，又随意丢弃了。
杨忠奎回家后，经常和儿子去自家地里溜达。 受访者供图
“他真的什么都干不了。”杨宁满脸惆怅。他和爱人靠每年三四万元的种地收入，养着丧失劳动能力的父母和两个孩子。回家后，在当地政府的协助下，杨忠奎办理了每月400多元的低保。但这笔钱无法覆盖杨忠奎的所有开支。杨宁带他去县里看病，开治疗神经性疾病的自费药，每月仅这一笔花销就有1000多元。
杨宁也试着找当地政府，追回父亲在黑砖厂做工的工资，得到的回复是：非法用工发生在河南开封，当地政府也无能为力。
11月8日，刘德军被找回的第43天，他又在村里的鲜花地附近走失了，家里人四处张贴寻人启事。
第二天上午，刘德军自己走回了家。面对家人的询问，他说不出自己去了哪里，又是怎么回来的。
这次走失，让平日照料他的二哥刘德宏感受到了沉重的负担：现在刘德军身边24小时离不开人了，得抽出一个劳动力在家看护。为此，本来和睦的兄弟几人因为这位残障弟弟的赡养问题产生了矛盾。
另一方面，刘德军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尚不明朗。由于他的户口曾被注销，无法享受许多政策帮扶，残疾证也还在当地民政部门的协助办理中。唯一确定的支持是村里承诺的最低生活保障，但具体金额和发放时间也没有明确。
“很多残障人士，回乡已是病痛缠身的老人，父母也都不在世了，监护责任落到了兄弟姊妹或子女头上。”在上官正义看来，对于这些残障人员而言，申请到稳定的社会保障是家里人能够长期赡养他们的前提。在这方面，不少地方政府已在更主动地尝试。
今年6月，上官正义协助湖南临湘警方在辖区内艳飞砖厂解救出5名残障人后，当地政府帮一名失踪17年的河南商丘男子找到老家。工作人员驱车数千公里，将他送回家，后又帮他成功追讨了10万元劳动所得。
“如果相关部门能在刑事拘留涉嫌非法用工的工头、工厂老板时，同步冻结他们的银行资产，这对后续清算他们拖欠残障人员的工资更为有利的。”上官正义建议。
11月初，杨宁意外收到一份来自开封当地公安的鉴定意见通知书，其中提到警方对安平砖厂涉案工头自2025年以来通过残障工人获利数额进行了司法会计鉴定：今年3月起，龙姓工头伙同父母和叔叔，管理其去世弟弟遗留下的4名残障人员在安平砖厂强迫劳动，并通过微信收取砖厂主118192元的劳务费。
收到鉴定书后不久，杨宁接到了开封市安平砖厂调查组工作人员的电话，对方表示地方政府愿意出资，按照涉案工头交代的情况以及案件调查结果，先行垫付残障人士一部分工资。
但当得知当地政府为杨忠奎先行垫付的工资为9000元时，杨宁难以置信：“我父亲身上伤痕累累，为何只领到了3个月工资？来安平砖厂前的十多年里，父亲究竟在哪里？”
记者联系了和杨宁对接的安平砖厂工作组工作人员。他解释，按照目前公安对相关当事人的调查问讯结果，杨忠奎在安平砖厂的做工时间确实只有3个月。
每月3000元的政府垫付款并没有时薪标准作为参考，主要为了补贴残障人士回家后几个月内的生活。此前有多位残障工人的家属联系辖区内的相关部门反映生活困境，当地政府这才决定先行垫付。
“等刑诉开庭后，法院将核算每位工人工作时长，可能会在减去政府先行垫付的补贴后，再给工人们赔付一笔钱。”这位工作人员表示。
这笔临时的保障，或许能解燃眉之急，但并非维权的终点。“家属如果想主张后续赔偿，除一般的劳动仲裁外，也可向劳动仲裁机构或者劳动监察部门举报，由劳动管理部门责令砖厂或工头支付工资。”陈小彪解释，如果强迫劳动案件刑事立案，还可以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责任追赔，但赔偿金额相对较低。
“如果在强迫劳动中，残障工人出现了工伤，工头或砖厂老板必须承担民事责任；如果要认定残障人员精神方面的赔偿，需要有医院或者相关机构的鉴定报告，并且指出当事人受到的精神损失和砖厂或工头的施暴行为有关。”他补充道。
这些法律流程让身在云南农村的杨宁感到茫然。直到11月底，他仍不知该去哪家医院为父亲开出受法律认可的精神疾病证明。
“但只要他在，养他就是我作为儿子的责任。”生活窘迫的杨宁，表明着不会再让父亲离家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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