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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东江纵队的骨干们撤退到山东后正规配资平台app，留下的人继续战斗。他们面对困难，继续为革命事业努力。
1946年6月30日，东江纵队开始向山东转移。一位曾经的老战士回忆起这一天，感慨万千。
撤退的日子终于到来了。那天，整个大鹏镇充满了悲伤和愤怒的气氛。在街道上，在海边，人们用泪眼汪汪、充满悲愤的眼神，送别他们亲爱的朋友和战友。
即将开始新旅程的勇士们，心情沉重地向亲爱的同伴挥手告别！
快要撤离的时候，一些同志忍不住了，突然像潮水一样涌向海边，冲上了登陆艇。
这突如其来的状况，让我们觉得有点难以应对。出发的日子已经定下了，不能再往后拖了，只能让他们跟着队伍一起北上撤退。这样一来，队伍的人数就多了两百人。
就在我们刚走没多久，反动派的部队就冲上了海滩。没过多久，夜幕降临，整个大鹏半岛就被黑暗笼罩了。
1945年9月，为了推动国共谈判，中共做出了一项重要决定：从南方的八个解放区撤出军队。这项决定是在重庆谈判期间，由伟人提出的，被视为中共的一项重大战略调整。
这个举动一方面是共产党为了展示谈判的诚意，另一方面是因为这八个解放区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心地带孤立无援，国民党肯定不会允许它们存在。
主动撤退可以防止部队在那些地方被逐一打败。
不过，国民党军队不想让东江纵队跑掉。
国民党认为，东纵是中共在广东的火种，如果撤向北方，就好比放虎归山，以后随时都有可能卷土重来。因此，只有彻底扑灭，才是长久之计。
所以在日本投降后，敌军调动了四个军和十一支师，其中包括两大王牌军：新1军和新6军，来围攻东江纵队。
新一团军队来到了广州。
东江纵队将队伍分布在五岭和东江地区的四十多个县，这样做了之后，队伍的核心力量得到了保存。
1946年1月，按照国共双方的协议，“军事调处执行部”的第八小组来到了广州。
国民党广州行营的负责人张发奎似乎被什么东西蒙蔽了双眼，在蒋介石的指示下，他继续对东纵部队进行围攻，无视了之前关于帮助东纵部队北撤的协议。
中共方面进行了坚决的回应。“军调”小组中的中方代表方方少将提出了严肃的抗议；
在北平的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叶剑英又认真地向国民党以及广州方面交涉。
全国各地的报刊上经常能看到关于东江纵队在抗战中的英勇事迹，从广州到香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支持中国共产党。
国民党军队再次进攻，但未能找到东纵主力，这让张发奎感到非常为难。
1946年3月，周恩来安排东江纵队在重庆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会上，他们揭露了国民党在广东发动内战的情况，并散发了抗战中营救过的盟国友人写的感谢信。
这次记者招待会在国内外引起了广泛关注。国民党政府最终同意了与东纵达成北撤的协议。
就这样，我们看到了那一幕令人感动的场景。东江纵队、珠江纵队、韩江纵队以及粤中、南路的各支队伍的核心成员成功会合了。
整个队伍共有1.1万名战士，但只有班长及以上级别的人员和他们的家人参与了北上的行动。原本计划有2400人参加这次搬迁，但最终上船的人数达到了2583人。
东纵部队在全面内战爆发前及时撤退，恰逢6月26日国民党军队开始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如果再拖延一些时间，恐怕会引起更大的麻烦。
根据协议，东纵部队撤退后，剩下的战士和干部都归队了。国民党代表假意表示：“如果中共人员遵守法律，政府会保护他们的。”
不过，国民党并没有履行自己的承诺。7月17日，广州行营发布了一则公告，公开在全国范围内搜捕复员战士。
东纵武装的许多战士都复员了，接近万人，融入了普通人群之中，再也找不到他们的踪迹。国民党多次清剿，只抓到几十人，这让广东当局非常尴尬，人心向背可想而知。
东江纵队在各个根据地还留下了一支实力较强的武装队伍，他们分成多个小分队，计划长期隐蔽潜伏。
据估计，粤北有200多人，东江有100多人，雷州半岛有700人，粤中有100人。
主力部队撤离后，隐蔽的小队伍分散进入各个山区和乡村，“在那里积蓄力量，等待合适的时机。”
在五岭南部山脚下的翁源西部山区，有一位名叫何俊才的能人，他带领着12名同志，深入大山之中，在一个偏远的山沟里，住进了一个破旧的香菇棚里。
那是清晨的第一缕光亮时，我爬上了那座最陡峭的山峰，眼前展现的是一个全新的世界，被晨光笼罩的群山显得格外宁静。
那流水的声音，小鸟的叫声，还有那阵阵的凉风，哎呀，这哪里是藏身休息，简直就是到了一个避暑的好地方，听着让人感到轻松愉悦的音乐。
这是四十多年前一位老兵的回忆。刚刚从生死边缘逃脱，来到这个如诗如画的地方，那种开心是可想而知的。
随着时间的流逝，战争的尘埃落定，战士们的心情渐渐变得沉重起来。
他们是共产党人，向往的是“天下大同”的社会主义社会，不打算成为先秦的遗民，因此也不追求隐居避世的“桃花源”生活。
领导在分配秘密任务时告诉他们，接下来一段时间里，党组织会暂时不公开领导他们的活动，他们需要自己想办法行动。
让继续战斗的小队伍都暂停公开行动，确保大部队能够安全撤退到指定地点。
待北撤部队到山东登陆后，如果形势允许，就会适时恢复行动。
那时，广东区党委认为可能会有“十年艰难时期”，因此指示游击队员要做好长期隐蔽的准备。
在大山深处，听到大部队已经离开广东的消息，很多人都感到前途一片迷茫。
未来的战斗肯定会很艰难，但这些经历过考验的战士们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心理准备。
问题在于今后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当时有同志说：艰苦没问题，生存下去也有办法，国民党一定会被消灭也没有疑问，问题是胜利需要多久？
也有些同志这么讲：打了这么多年，队伍才发展到几千人，现在有些同志退伍了，有些同志撤回去了，什么时候才能恢复队伍的规模？
让人难以接受的是，根据北撤协议，他们只能被称为“复员人员”。
这些人不再是共产党的游击队成员，与上级组织的关系表面上已经断绝。有时，组织还可能公开表示不认识他们。
做决定要靠自己，出了错只能自己担责任，甚至牺牲了也未必能得到党的认可。
一想到这种“孤儿”的境遇，最刚强的勇士也会感到心酸。
在这种种念头的困扰下，独自在山林中的日子简直让人感到无比煎熬。
上级要求领导干部要隐姓埋名，领头的何俊才被称为老板。何“老板”觉得，这种情绪会影响到大家。
何俊杰
安顿下来之后，马上开始安排学习计划，提升自己的能力，为将来再次行动做好准备。
首先是形势讲解，让大家从五岭山区的视野扩展到全国，了解到北方的情况非常乐观，重新开始武装斗争的日子也不远了，这让大家的心情很快平复了。
接下来是系统的学习，老板把12个人分成了两组，一组文化水平高的人学理论知识，另一组文化水平低的人学基础文化。
每天学习之后，大家还会一起唱歌。在这里，你可以尽情高歌，释放平时压抑的歌唱欲望。
这个地方远离喧嚣，鸟儿很多。你可以徒手抓鱼，把鱼片切成薄片，配上辣椒和大蒜，放在滚烫的火锅里煮着吃。
大家围在火锅旁热热闹闹地吃着，心情愉快时还会唱起歌来，增添了不少浪漫的气息。
时间匆匆流逝，内战的规模逐渐扩大。三个月之后，游击队员们经过形势分析，觉得重新展开斗争的时机已经成熟。
老板派了人下山去把埋藏的武器挖出来，同时也把在地方隐藏的东纵复员人员调到山里来开办短期训练班。
1946年9月，稻谷成熟了，到了收获的季节。13位英勇的战士分散下山，前往各个村庄和乡里，组织群众，开展斗争。
离别之际，大家都依依不舍，舍不得这座破旧的香菇棚。
岁月流转多年，那些幸存的老战士们依旧能清楚地回想起在香菇棚中度过的那些难忘时光。
在广东各地，有着无数像他们这样的小团队，他们就像五岭山中常见的山稔花，每当春雨降临，一簇簇、一丛丛的小红花就会在荒郊野外探出头来，绽放笑脸，把整个山野都染成了红色。
东江纵队的骨干成员北撤，战士们复员后，广东地区的游击战争很快再次兴起，甚至规模比东江纵队鼎盛时期还要大。
国民党广东省主席罗卓英
这更像是一种国民党暴政压迫的结果，而不是东纵留守人员主动发起的。
广东素来是缺粮的省份，常年都需要从外地输入粮食，至少要几十万石。1946年，全省发生了严重的灾荒，71个县的早稻颗粒无收。
就在这个时候，国民党决定重新实施抗战时期的“田赋征实”政策，也就是直接征收粮食。
广东本来就已经缺粮，再加上灾荒，居然还定下了高达五千万斤的征粮额度。
据说，原本广东的田赋征收额是七千万斤，后来经过各方恳求，减免了两百万斤，这已经是相当仁慈了。
在残酷的苛捐杂税之下，越来越多的灾民失去了生命。仅以广州为例，1946年全年被掩埋的饿死路尸就有7000多具，平均每个月就有580多人因饥饿而死。
省政府的一位土地管理官员下乡巡视后，感慨地说：“农民们主要靠吃杂粮过日子，生活实在是太艰难了。”
1946年8月以后，广东的政府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收粮食和征兵上，但效果还是很有限。全年只收了400万斤粮食，连计划的十分之一都不到。
蒋介石头脑一热，下了命令：“今年的征粮任务非常重要，关系到国家和军队的事情，大家不能拖拖拉拉，耽误大事！”
广东方面现在非常生气，一口气撤换了七十多个县长。还规定逾期罚款达到50%，甚至派人强行收取。
经过各种强硬的手段，在1947年1月底，广东省竟然完成了五千万斤的目标。
粮食拿到手了，但国民党丢掉了民心。贫苦农民在生与死的选择中，只有拼着命去反抗，寻找生路了。
除了征收粮食，国民政府还实行了强制征兵的政策。1946年9月，政府宣布恢复征兵制度，当年计划征召60万人入伍，后来这个数字增加到了83万。
广东的征兵名额有4万人，所以抗战期间的军、师、团管区以及国民兵团等兵役机构就恢复了。
不想做牺牲品的人只好想方设法避开，宁愿花钱申请免服兵役或延期服役。
国防部兵役局长徐恩平到广州视察，看到“广州适龄壮丁只有五千人，而申请免役的人却有五万！”
当年广东有个叫“志愿兵”的说法，俗称“卖猪仔”，每个“志愿兵”能拿到22万元的法币。
换个说法，要22万元才能保命，买个“猪仔兵”来顶替服役。
后来自愿报名参军的人越来越少，那些接受贿赂的兵役官员就开始强行抓人，这样的事情层出不穷。
到了1947年1月底，广东的征兵工作进展很不理想，总共只征到了2.1万人，还不到预定目标的一半。
兵役局长亲自前来监督，省政府组织了兵役检查小组前往各地催促，要求各师、团管区务必在二月底前完成征兵任务。
到了1946年3月，当年的征兵任务还没完成，国民政府却决定在1947年提前到4月就开始征召一百万新兵。
除了征兵和征粮，百姓还得应付各种繁重的捐税。政府有正式的税款，还有所谓的“借征”，所谓“借”就是强行征收，不给任何补偿。
农民们还得承受许多莫名其怪的费用，这些额外的收费比正规税款多出十多倍，仅仅是地方政府加收的部分，就比中央规定的多了四倍之多。
这使得岭南各地怨声载道，悲泣之声不绝于耳。
历史无情地揭示了这一点，国民党实际上为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做了最佳的准备。
在这个时期，之前隐藏起来的中共武装人员开始行动，用武力保护群众。
在反对三征的群众斗争中，人民武装得到了老百姓的广泛支持，扎根于群众之中，站得更加牢固。
中共的武装力量逐渐打开了局面，随后开始公开打出共产党的旗帜。
1947那年，广东的游击战有了大发展。因为国民党军队人手不足，很多游击队伍像春笋一样冒了出来。
东江纵队撤退后，驻广东的国民党军也陆续北调。到1946年6月，广东的正规军共有11个师。到8月，只剩下整编64师的三个旅，再加上八个保安团，以及赣南的152旅。
这点兵力在全省各地分散开来，自然显得兵力不足。面对风起云涌的民变，我们感到束手无策。
国民党这边实力空虚，而共产党则加强了对南方各省的掌控。
位于粤北的翁江和五岭地区，是东江纵队在撤离前主要活动和开辟的地方。这里群众基础好，留下的武装力量也比较多，发展势头也很迅猛。
翁江地区的人民武装整编后，组建为粤赣湘边区，全面开展反三征、破仓分粮和收缴地方武器。仅新丰县一地就破仓56座，出谷120多万斤。
分粮给老百姓过春荒，不仅让他们有了粮食，还让共产党在人们心中有了更好的印象。这样一来，游击队也壮大了不少。
整编时，全支队有武装人员700多人，都是东江纵队的复员人员。仅仅一个月，队伍就扩大到了3000人。
游击队随后积极行动，搜寻并消灭敌人，清除地方上的恶势力，攻击军用火车，引导地方武装队伍起义，破坏敌人的交通线路，取得了显著的成果。
新丰县的游击队在八里牌设伏，成功击溃了一个敌军连队，并活捉了拥有少将军衔的县长罗联辉。这次行动打破了敌人联合三县围剿的计划，证明游击队已经成长到能够成连规模地消灭敌军了。
从小战斗到大战，从山区到平原，游击队的军事胜利给人们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粤赣湘联合部队领导人的集体照
敌人吓得躲进了碉堡和城镇，不敢出来。在游击区，我们建立了村乡一级的人民政权、农会和民兵组织。
到了1947年末，翁江边几百里的地方，游击队员们白天也能戴着有五角星的帽子，随意走动。
湘赣边界的南雄和始兴等县地处五岭大山区，由于战略位置关键，国民党军一直驻扎了较强的部队。
不过，由东江纵队留守人员改编而成的五岭总队也发展得很快。
1947年的4月到5月，五岭总队在成功击退南雄、始兴、曲江、仁化四个县的联合进攻后，从山区挺进到平原地区。
到了8月，南雄的22个乡里，已经有20个变成了解放区。到了中秋节前夕，游击队又成功拿下了最顽固的新田墟。
五岭队的战士们解放后合影
南雄城里驻着国民党99旅的部队，离城两里外就是游击队的活动区域。
到了1947年末，五岭总队的活动区域已经覆盖了广东、江西和湖南三省的三十多个县，使得敌方的69师一万三千多人不得不分散开来应对。
闽粤赣边界地区的中共武装力量最早可以追溯到韩江纵队。到了1946年6月底，纵队的主力跟随东江纵队北上。而留在当地的一些成员在1947年1月组建了粤东支队。
一开始，全队只有31个人，到了1947年底，粤东支队已经发展成为拥有1900多名战士的边区主力部队。
1947年冬天，粤东支队在兴梅、潮汕、闽南、闽西和韩江等地建立了多个游击基地，这些基地连成一片，覆盖了闽粤边界区域。
1946年，东纵部队北上，有700多名核心成员留在了雷州半岛，他们以小分队的形式分散在16个县里，隐蔽行动。
1946年底，这些武工队重新开始活动，逐渐站稳了阵脚。
粤桂边纵队成立时的合影
那时候，雷州半岛上的县警队伍很少，这就为战事的迅速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1947年3月，游击队击毙了遂溪县县长戴朝恩，他是当时南方地区一个有名的反动头目。随后，南方地区的大规模起义全面爆发。
几个月内，武装队伍发展到了4500多人，控制了一个面积长达220里、宽约120里的区域，这里居住着60万人口，并且建立了48个乡级政府。
广东的游击战争来势汹汹，国民党不得不感慨：“共产党已经像星星之火，即将燃遍全国！”
国民党在广东的势力不甘心落败，从其他地方调集了大量军队，准备发动新一轮的围攻。
1948年的第一天，位于翁源西部一个偏僻山村的太坪村热闹非凡。这里曾是北江支队司令部的驻地，当天举办了一场史无前例的万人联欢会。
来自附近各游击区的民兵和农会会员，自带粮食，拿着土枪土炮，敲锣打鼓，舞着醒狮，沿着条条山间小道，纷纷汇集到这里。
村子前面的大平地上建起了一座戏台，这里成了大会的地方，两边挂着对联，周围到处都是色彩鲜艳的标语。
屋顶飘着的红旗增添了一种革命庆典的氛围。
这是一个欢庆成功的日子，经过一年的努力和战斗，翁江地区的游击战取得了显著成就，这一天达到了顶点。
村子里热闹非凡，大家脸上都洋溢着喜庆的笑容。一群群民兵和武工队员走进司令部、政治部、卫生队，还有青干训练班和其他各个部门的棚屋里，去给大伙儿拜年。
街上来来往往的都是挎着枪、拿着鞭炮的人，连小孩子在街上跑动时，腰上也插着一根木条条。鞭炮声不断，人们熙熙攘攘，让人感觉像是一个热闹的集市。
晚上上演了《白毛女》这部话剧，还跳起了新流行的北方大秧歌，这在偏远的山区里可是头一遭。
山民从来没有看过新戏，眼睛瞪得像核桃一样，看得出神。
村民们、民兵和游击队员一起唱起了歌，大声欢唱，整夜都热闹非凡。
谁也没料到，第二天就会有不幸来临。
元旦刚过，太坪村还沉浸在节日的热闹气氛里。虽然早有听说敌人要来“扫荡”的风声，可谁也没想到，他们来得这么快，这么吓人。
晚上，国民党整编69师99旅从曲江出发，长途奔袭。突然，夜空中传来清脆的枪声，国民党军队才被村里的岗哨发现。
枪声响起，支队的主力部队和保卫队的战士们从住的茅草棚里冲出来，迅速找了个能躲藏的地方趴下，一边阻击敌人，一边慢慢往后撤退。
支队机关和干部训练班的同志们几乎没带什么武器，几百号人慌慌张张地往山上跑。只要能爬到山上，就不会被敌人围住。
国民党军队很快冲进了村子，虽然没抓到多少人，但重要的电台和文件都提前转移出去了。不过，因为物资太多搬不动，只能全让敌人给占了。
敌人也跟着追上山，他们的主力部队占了山坡，开始布置防御，好掩护那些关键的设施赶紧撤退。
敌人拼命往上冲，游击队则一边开枪一边慢慢往后撤，战斗非常激烈。等机关的同志们走得足够远后，主力队伍也适时甩开了敌人，在夜色中隐入山林，消失得无影无踪。
在混乱的突围过程中，一些受伤和生病的同志因为行动不便，被敌军追上并包围了。
何俊才司令员的妻子陈玲，作为支队政治部的一名组织干事，因为生病走路不方便，被敌人堵在了一个小山坡上。
她知道自己无法逃脱，立刻把绝密文件嚼烂吞下，然后拔出手枪与敌人搏斗，子弹打光后被俘，1949年在韶关被枪杀。
这就是宋子文发动的第一次对广东中共游击队的清剿行动。
宋子文
宋子文在1947年9月以行政院长的身份卸任，后来成为广东省政府主席，并在11月兼任广州行辕主任。
1947年的夏天，解放军开始在外线展开战斗，刘邓大军向大别山挺进，直接威胁到长江沿线，甚至打到了国民党的大后方。这使得蒋介石不得不把大量精力投入到巩固长江以南各省的防线上。
就在那时，美国总统杜鲁门特别派遣魏德迈到中国进行考察，面对中国局势的恶化，寻找解决办法并制定新的对华策略。
从7月16日到8月4日，魏德迈带领的代表团访问了中国多个城市。在考察了广东之后，他们对广东的局势和官员的腐败行为进行了严厉批评。
经过仔细研究，魏德迈向国民政府提出了一个想法，建议把中国分成六个大区域，每个区域有不同的政策。这个建议得到了蒋介石的重视。
提案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建立华南经济开发区。
魏德迈（左侧）来到广州参观
魏德迈觉得，国民党需要在华中、淮河一带和江南的核心区域安排大量兵力，来抵抗解放军的进攻。
美国也向华南地区提供了大量的经济支持，特别是在广州设立了中美合作的建设基地。
经过几年的对峙，国民党利用华南的经济资源和华中的兵源，开始反击中原和华北地区。
建设华南战略基地，自然需要一个受美国认可的人来领导。魏德迈看重的是有美国留学背景，并且是著名亲美派的国舅宋子文。
当时，宋子文也对广东虎视眈眈，蒋介石原本打算让他去负责台湾的重建工作，但宋子文对此不感兴趣。
他曾经对美国的司徒雷登大使说：新的开始将会在广州，因为历史上革命往往都是从那里起步的。
另一方面，共产党游击队的快速壮大也让广东的一些高层人士以及南京方面非常不满，他们批评罗卓英没有有效地打击共产党的势力。
司徒雷登，这个名字大家可能不太熟悉，但他在中国的历史上却有着重要的地位。他是一位来自美国的传教士、教育家，曾经在中国生活了很多年，对中国有着深厚的感情。
听说粤军的老将李福林去南京见蒋介石，一见面就直接说：“主席，您还要不要广东？如果主席还想管广东，就得让罗卓英下台！”看来换人这件事已经是板上钉钉了。
就这样，战场形势、美国的期待以及蒋宋家族的利益，又将退休后心灰意冷的宋子文推到了台前。
宋子文硬着头皮，接下了为党国建设战略基地的重任，回到了广东。
新官上任，头三把火，回到广东后的第一件事，当然是剿共。不把游击战争镇压下去，什么经济建设都只能是空谈，美国资本家也不敢来。
宋子文认为自己在地位、能力和资金方面都远超之前的张发奎和罗卓英。
他刚到广东，就开始大刀阔斧地进行机构改革，重新安排人事；同时，积极联系美国，争取外部援助；还与周边省份联手，加强防卫合作，同时拉拢地方上的各种势力。
宋子文觉得，游击队人数不多，但正规军的大部队去对付他们效果并不好。因此，他把国防部在广东整训的正规军留下来，改成了十五个装备美国武器的保安团。
每个团有3500人，配备了充足的机枪和迫击炮，给广东的疲软政府打了一剂强心针。
宋子文连续主持召开了六次关于绥靖的会议。他首先在广东与邻省交界地区，也就是匪患严重的地区，成立了跨省区的统一指挥机构。
根据国防部长的批准，设立了湘粤边、粤闽边、粤桂边等三个清剿联合指挥部。
粤北地区是清理的重点，1947年11月至12月，敌人派遣了一整支正规军，即整编69师，向南雄和始兴地区发起进攻。
经过激烈的战斗，国民党军队在七天内完全控制了平原地区，迫使游击队退入了山区。
在新年第一天，国民党军队突然袭击了太坪，主要由69师99旅带领，集结了七个团的兵力在翁江进行大规模的搜捕行动。这次行动让北江支队和五岭总队遭受挫折，不得不撤退到江西地区活动。
1948年2月，宋子文调集了四个保安团，和正规军的整92旅一起，对南路的游击队发动进攻。
在面对敌军的围剿时，我军南线部队遭受了重大损失。到了1948年3月，游击区被破坏，游击队陷入了被动挨打的局面。
1948年3月23日，宋子文在初步胜利后，公开提出他的“和平新方案”，采用“分区域清理，重点打击”的策略，主张“不求速胜，但求实际效果”。
游击战争进入了一个艰难的时期。平原被敌军占领，重建反共政权，组织联防联保；国民党军对山区实行“三光”和经济封锁政策。
游击队员们不得不躲进深山，他们在荆棘丛中露宿，冬天的夜晚寒冷刺骨，他们围着一堆野火取暖，霜雪交加，他们赤着脚在山间爬行。
到了春荒时节，山区的老百姓也缺粮，游击队的粮食也越来越少。一开始是分饭吃，后来只能分粥了，最后连米都吃不上了。他们只能上山挖竹笋、摘野菜来充饥。
尽管广东的游击战遇到了困难，但宋子文未能达到消灭共产党武装的目的。
1948年6月，敌军湘粤赣边区联防总指挥叶肇估计，广东地区仍有“共军4200多人”。
叶肇承担了清除游击队的任务。
七月份，攻打翁江的敌方69师因为北方局势紧张，被调往湖南，导致敌军力量减弱，粤北的情况迅速改善。
我方部队大规模出击，接连赢得几场埋伏战斗的胜利，重新夺回了许多活动区域，让战场上的优势再次回到了我们手中。
1948年8月，宋子文发起了第二轮大规模的剿匪行动，主要针对东江、潮汕平原和粤西等地区日益活跃的游击队。
然而，清剿刚开始，中共武装就从南边和东江发起了进攻，给了宋子文一个措手不及的打击。
敌军对东江南岸的重点进攻，派出了七个团的兵力。这是清剿以来用兵最多，但进攻范围最小的一次。
东江南岸曾经是东江纵队的老根据地，也是广东中共游击战争的发源地。
能否攻破这个坚固的战略要地，确实是对宋子文清剿行动成败的关键一战，国共双方都非常重视这一战役。
东江南岸地区的中共武装统一编成江南支队，蓝造担任司令员，王鲁明担任政委。
创造
支队总共有五个团，其中主力是第一团，人数有650人。其他地方团则各有三个游击大队和三个主力连。
1948年8月，江南支队采取主动，成功击溃了敌军两个连队，共300多人。这一行动迫使敌军撤离了所有分散的据点，打乱了他们的进攻计划。
8月23日，当敌军从四个方向进攻时，江南支队成功阻击了三路敌人，并在一处设伏，迅速击溃了一路敌人。仅用40分钟，他们就击垮了一个营加上一个保安大队，共计600多人。
在红花岭，红军顽强地坚守阵地，狠狠打击了进攻的敌军，消灭和打伤了三百多人，让国民党军队不得不慌忙撤退。
后来，江南支队的主要部队外出作战，留在根据地里的敌人既找不到游击队的主力，又整天担心被袭击，最终只能灰心丧气地撤退了。
江南支队在三次战斗中都取得了胜利，总共消灭了敌人的正规军154师和省保安团的1500多人。
广东中部和北部的情况非常好，而雷州半岛的南路游击队更是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成功占领了重要城市湛江。
当敌军的清剿行动给队伍带来很大麻烦时，香港分局建议南路的武装力量向外寻找新的发展空间。
1948年4月，南路游击队的主力被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有700多人，他们前往广西的十万大山，成为了滇桂边纵队的主力。
又有一支800多人的队伍，分成三个小队，叫做东征支队，4月5日就开进广东中部了。
东征的小队伍克服了重重困难，经过一个月的长途跋涉，终于抵达恩平，与当地的游击队成功会合。
主力部队出击调动了敌军，南路老区的压力减小了。为了扭转军事上的被动局面，我军决定袭击湛江。
雷州地委书记温焯华利用地下党的关系，亲自到湛江市进行秘密调查，甚至大大方方地进入驻军保安第十团的营地查看情况。
1948年7月10日的凌晨，游击队悄悄进入了城市。战斗一开始，他们就直扑保安10团的驻地，迅速消灭了营部和两个连的敌人。
雷州地区的党委书记是温焯华。
那时候，城里只有保10团的两个连和一个营部的敌人，这些敌人都被消灭了。从凌晨3点到早上9点，游击队控制了市区长达6个小时，之后他们才从容地撤退了。
湛江遭遇袭击后，清剿部队不得不撤回城市。南路游击队趁机夺回了战争的主动权。
南路的局势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即便后来当局调来了正规军62军，也无法改变不利的局面。
从1948年4月到1949年3月，南路游击队消灭了3600多名敌人，从一度陷入困境的局面中扭转了局面。
如果说东江、南路的反击标志着广东战局的转折，那么接下来粤中的崛起和开拓则表明宋子文二期清剿的全面失败。
在抗日战争时期，粤中的中共武装力量最早是由珠江纵队发展而来的。
1945年8月，珠纵主力部队进入粤北地区，加入了东江纵队。1946年，除了部分战士跟随东江纵队北上山东外，大部分人员留在珠江三角洲继续斗争。
1948年5月，南路东征的队伍与粤中的游击队会合了，这极大地增强了粤中地区的中共武装力量。
解放军粤中游击队开始行军。
粤中是广东国民党兵力最弱的地方。以东征支队为主的粤中部队在一个多月里打掉了30多个乡公所，建立了方圆百里的根据地。
宋子文命令两个保安团一前一后夹击东征支队，但东征支队迅速分散开来，让国民党军无从下手，只能四处追赶，疲惫不堪。
8月到9月，粤中部队连续作战六场，全歼了宋子文的三个精锐营，粉碎了他的扫荡。
到年底时，珠江地区的中共武装部队已发展为正规军2340多人，还有10万民兵没有脱产参与。
粤北和粤中战事激烈，而在粤东，情况却大不相同。1948年，闽粤赣边区的游击纵队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自1948年初起，闽粤赣地区的各支队就开始主动出击。粤东支队首先占领了蕉岭县城，打响了第一枪，这是边区首次攻占县城。
闽粤赣部队与解放军48军会合时的合影照片
二月间，闽西支队在武平击败了福建三个保安团的联合进攻；三月里，他们又抓住了敌军清剿副司令张光全。到了六月，游击队已经掌控了韩江中游三四百里的区域。
山区表现优异，沿海平原也不甘示弱。韩江下游的三角洲平原，包括潮安、澄海和饶平三县，北接潮州，南临汕头，是粤东的核心地带，也是国民党掌控整个粤东的战略要地。
1948年4月，国民党军队在山区集中扫荡时，韩江支队的14团则在沿海平原上横扫，与闽南支队会师，初步建立了一条粤闽边的宽阔游击走廊。
敌军陷入困境，内部也出了问题，新来的“闽粤赣边剿匪总指挥”喻英奇只能撤回平原，从山区撤出兵力。
1948年10月，喻英奇策划了一次针对潮汕支队和地委机关驻地大北山良田的袭击，目的是改变粤东地区的局势。
得知消息后，潮汕支队做好了充分准备，将刚从平原外围战斗回来的主力部队全部集中在良田周围，等待时机。
喻英奇是一位才华横溢的作家，他的作品常常让人眼前一亮。他的文风清新自然，总能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述深刻的故事，让人读起来毫无压力，仿佛在和朋友聊天一般。他的文字中充满了对生活的热爱和对人性的洞察，读起来既轻松又耐人寻味。无论是小说还是散文，他总能用最简单的方式传递最深的情感，让读者在不知不觉中沉浸其中。他的作品适合各种年龄层的读者，无论你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都能从中找到共鸣和感动。
在秋天收获的时候，敌人派出各地的反共武装力量从东、西、南三个方向进入山区的根据地，抢夺粮食并对当地进行搜查和破坏，而他们的主力部队则行踪不定。
潮汕支队判断敌军是声东击西，决定将计就计。他们派第1团明出河西亮相，假装要反击扫荡，其实是为了迷惑敌人。假装之后，他们迅速隐蔽强行军赶回良田埋伏。
11月15日，喻英奇果然带领四个多营部队偷袭良田，结果被潮汕支队伏击，激战一天后歼灭了两个营，其余部队狼狈逃窜。
这场战斗之后，敌人不再对山区进行搜查，只能退守到平原上的几个孤立据点。
整整一年的清剿和反清剿斗争以宋子文的失败而告终。因为治安失败，他争取美国援助和建设华南反共基地的计划也泡汤了。
宋子文曾多次表示：“如果能维持治安，其他问题都能迎刃而解；反之，一切都没有希望。”
清剿失败后，宋子文在“经济建设”方面的努力也彻底失败了。
在民国时期，想把广东建成一个独立的经济基地的想法，简直就是不切实际。
当时的广东缺少重工业和机械工业，更缺乏发展工业最基本的资源，比如煤和铁。
广东历史上几乎没有钢铁工业，但大家比较熟悉的是明清时期兴起的佛山铸铁产业。
凭这手艺做铸铜佛和铸铁锅，没法为新式军事工业提供钢铁。
广东地区铁资源稀缺，仅海南的石碌地区拥有铁矿。至于工业和电力的主要燃料煤炭，广东几乎完全依赖从北方运输过来。
广东当时唯一的大煤矿位于粤北的曲江，名叫富国煤矿，现在叫红工煤矿。这个煤矿储量不多，分布也不集中，而且开采出来的无烟煤不适合用于工业。
不过，宋子文上任后非常有干劲，而且他找到了一条适合广东发展的路子——吸引外资。
他首先与洛克菲勒讨论了曲江煤矿的改造事宜，接着又与美国西南钢铁公司签订了开采海南铁矿的合同。
小洛克菲勒本来打算投资曲江煤矿，结果还是没有成。
美联社在1948年2月的一则电讯中声称：“只要华南地区的经济和政治稳定下来，美国对华的援助就会自动实施。”
广东的经济发展一下子热闹起来，各种建设活动热火朝天，气氛高涨。
一年后，清理工作没有成功，美国的帮助还没到来，南京的军费依然不足，宋子文为此特地上京争取，但还是没有额外的资金拨发。
不光军事上失败，经济上也是一塌糊涂。宋子文和美国资本家签了一堆投资协议，但一分钱的投资都没有得到。
军事和经济都遇到了困难，即便是像国舅爷这样有实力的人，也写不出一篇令人满意的文章。
宋子文感到非常沮丧，他对英国驻华大使说：“对当前的局势感到非常悲观。”
宋子文一心想要救国救民，他在政治、外交和经济领域也确实取得了不少成就。
宋子文住在广东省政府的官邸里。
他一直坚守民族大义，为国共两党合作和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他非常想改革，希望能把西方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带到中国，是国民党中比较开明的政治家。
但他却在华南建立了反共基地，却用内战写下了自己政治生涯中最血腥的一章。
1949年1月，蒋介石辞去总统职务的同一天，宋子文也主动请辞，得到了蒋介石的批准，两人同时卸任。
宋子文结束了他在政治舞台上的最后一段“南天王”梦想。
1948年12月2日，军委批准成立了粤赣湘边纵队、闽粤赣边纵队和粤桂边纵队，这标志着游击战争开始转向以主力部队进行移动战斗的新阶段。
在华南分局的指挥下，共产党的武装力量大规模行动，迅速壮大。
1949年初，粤中解放军组建了主力“独立1团”，攻占了罗镜镇。这里曾是闸北抗日英雄蔡廷锴的故乡。
蔡廷锴是近代中国的一位著名军事将领，他在抗日战争期间表现英勇，是一位值得尊敬的历史人物。蔡廷锴出生于1892年，早年投身革命，参加过辛亥革命和北伐战争，后来在抗日战争中，他率领的部队在淞沪会战中顽强抵抗日军，展现了不屈不挠的爱国精神。他的故事激励了无数人，成为民族精神的象征。蔡廷锴的生平事迹体现了爱国情怀和坚定的民族气节，他的贡献将永远被铭记。
在香港，蔡廷锴将军捐出了家里所有的武器，许多原来十九路军的老兵们都积极报名参加游击队。
二月里，敌军的保安第十四团和第十九团从罗定县城出发，想要反击。独立第一团迎头而上，狠狠地打击了敌人，成功击溃了他们的进攻。
解放军的一个团击溃了敌人的两个装备精良的保安团，这在过去是不敢想象的。国民党军队大为震惊，从此再也不敢外出扫荡，只能躲藏在县城里。
再回头看看粤东地区，这里成了渡江战役前，长江以南地区最大的解放区。
1949年年初，粤赣湘部队在重新建立粤北等地的根据地后，向东江中下游发起进攻，掌握了包括海陆丰、惠阳、紫金、五华在内的大片区域，与粤东其他根据地连成一片。
1949年1月10日，部队成功占领了位于粤东的大埔县湖寮镇，这里曾是前省主席罗卓英的故乡，也是当地的反动势力据点，这次行动彻底清除了这个堡垒。
闽粤两省交界的120公里长的敌军据点，已经全部被清除，粤东和闽西连成了一片。
闽粤赣解放区地图示意图
边纵主力随后西渡韩江，3月上旬直逼梅县城郊。
到了4月中旬，梅州地区的大部分地方都已经不在国民党的掌控之下了，只有兴宁和平远两县的少数乡村还被他们控制着，其他地方的国民党只能撤退到县城和一些据点里去了。
至此，粤东地区的敌人陷入四面受敌的困境，只能坚守少数几座城市。汕头的喻英奇也只好退守汕头及其周边少数几个重要城镇。
在这样的情况下，粤东地区爆发了大规模的起义，成为了广东第一个完全解放的地区。
1949年5月，一些广东的老军官为了反对蒋介石，决定起义。他们抓住了宋子文扩大保安部队的机会，控制了驻扎在粤东的两个保安团。
这两个是由宋子文新组建的装备精良的保安团，战斗力堪比正规军队。
驻扎在粤东地区的第十二团和第十三团，都与共产党有过接触。
1926年，保13团团长曾天节加入了共青团，并秘密潜入了第四军，长期在那里隐藏身份。到了1948年，他终于与党组织重新取得了联系。
保12团副团长魏汉新通过族叔、老军人魏鉴贤与中共取得联系。
1949年3月，曾经主张起义的旧四军军官李洁之被任命为梅县的专员，并兼任保安司令。
5月3日，曾天节、魏鉴贤等人在秘密会议上讨论了闽西、梅县、汕头、惠州四个地区的事务。
李洁之建议等到解放军的大部队到达边境时再一起发动起义，但形势的变化已经不允许再拖延了。
粤东和闽西的条件已经成熟，但汕头和惠州还有大批敌人驻扎，显然无法行动。
几天之后，因为保安12团内部出现了矛盾，粤东大起义终于爆发了。
梅县敌军的主要力量是保安第十二团，这个团有三个营共十五个连，实际人数超过三千五百人，他们驻扎在连接粤东和闽西的重要通道上的松口镇。
1948年9月，负责闽粤赣边区清剿工作的司令涂思宗被替换，新的负责人是驻扎在潮安的专员和保安司令喻英奇。
涂思宗曾经随国民党代表团访问延安，当时发言的就是涂思宗。
11月，撤掉了魏大杰12团团长的职务，任命了亲信刘永图为新的团长。
喻英奇是军统系统的一员，他背后有省保安副司令黄镇球的支持，还有整个中央系统的支持。
余汉谋和薛岳回到广东后，认为特务系统在广东的势力是实现广东团结的最大阻碍，于是计划让自己的老部下吴奇伟担任边区剿匪总指挥，以此削弱喻英奇的实际权力。
喻英奇不示弱，不让吴奇伟和新任潮汕专员莫希德入境，然后通电支持蒋介石总统复职，反对薛岳担任省主席。
薛岳非常生气，双方都在争夺粤东的军事指挥权。
在这样的背景下，保12团的副团长魏汉新和该团五华籍的营连长在4月7日联手扣押了团长刘永图。
薛岳和喻英奇之间明里暗里互相较劲，无意间为粤东的大起义创造了一些机会。
4月8日，事变第二天，魏鉴贤赶到松口团部，鼓励魏汉新，并告诉他粤东大起义的准备情况。下属营连的许多人也积极赞成，保12团起义已经不能拖延了。
中共同意后，5月14日蕉县保安独立营和老隆保安13团宣布起义。5月15日，保安12团团长魏汉新带着直属队和第3营从松口回到梅州城，17日也宣布起义。
13团的保安部队发动起义，与东江二支队合作，击败了保安第5团，并占领了老隆县城。5月17日，在各方的强大压力下，保安第5团也不得不宣布起义，并同意接受改编。
月底，起义扩展到闽西，参加的有五个保安团、两个保安独立营以及各县地方武装，总共约有20000多人。
借着粤东大起义的势头正规配资平台app，两支主力部队发起了猛烈的夏季攻势，迅速占领了粤东和东江中游的大部分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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